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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典故]近代地方精英与慈善事业:以浙江奉化县为例

2020年3月23日14:01 来源:上海慈善网

  自传统社会起,地方精英便拥有地方公共工程、乡里关系、学问职责和慈善事业等领域内的非正式权力,意即在这些方面,精英并非政府的正式组成部分却拥有实际参与的权力。清末至民国年间,地方精英的职责和非正式权力产生了变化,在不同的领域,出现权力的扩大或缩减。

  公益事业在传统绅权的范围内,传统朝代更迭频繁时期,政府几乎很少全权负责此项事务。直到两宋时期,局面有所改变,宋代政府十分关注慈善与救济事业,并专门建立相关的官方机构,使得慈善事业进入政府职能的外围。至明清时期,慈善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有官方机构,民间自发组织的慈善组织也日益增多。江南地区的慈幼事业尤其兴盛,府治之下各县均设有育婴堂,几乎已成为各府县的固定机构。进而,基于经济、交通以及府县地理位置,育婴堂事业圈逐渐显现,“这一个区域的育婴机构不仅立足于以县治为中心的城区厢关,而且延伸到了都图里甲一级。也就是说,城有育婴堂,乡村亦设留婴堂、接婴所、保婴会等慈幼机构,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体系完善的育婴网络”。清乾隆年间(1736年),宁波府城内率先设立了育婴堂。其后,镇海县、象山县、奉化县、定海县、慈溪县、宁海县与余姚县相继设立育婴堂,或由县令与绅商捐银合建(镇海、余姚、奉化),或专由绅商所建(慈溪)。县以下之各乡,则纷纷设立保婴会、救婴会等。以奉化县为例,由县教谕孙熊和训导许世芳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捐俸购置县学东田1亩及屋7间,又劝捐民田23亩、涂田12亩、洋银元130元、钱170枚、银30两,集资举办了奉化县育婴堂。此后,奉化地方精英便积极在奉化县下辖八乡分别设立保婴会,“奉化县由奉化乡、忠义乡等8乡组成,奉化乡有10个会,忠义乡17个会。忠义乡当时户数为12210户,人口44828人,以平均718户一会的比率建设保婴会的网络”(《宁波通史·清代卷》)。如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育婴事业圈,从核心地域府城层级到县级、乡级,以定点辐射的方式将各地连接起来。

  明清两朝政府对于慈善事业始终有所关注,慈善事业一直保有活跃度。但慈善事业从未成为政府职能的核心,政府也不曾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入建设更多的慈善机构。与此同时,参与办理慈善事业所能带来的名气与声望,乃至一定的经济权益和学问权力,令传统士绅将慈善事业视为自身责任,“清季同光时代的浙省绅权主要是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为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慈善事业本身也出现了扩展,这为地方精英提供了更多的施展空间。

  中国传统的慈幼事业主要是以救助婴幼儿为主,收养被遗弃婴儿,聘请奶娘抚育,待婴儿情况稳定之后便寻找人家收养。这与近代出现的孤儿院的性质是相当不同的。孤儿院的出现与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关系綦切。1842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第一批开焊港口,西方人得以大量进入中国,寻找各种获利方式或进行传教。在此过程中,传教士们在各地开办了孤儿院、学校等慈善机构,以辅助传教工作。以宁波为例,天主教会创办仁慈堂和普济堂收养弃婴,基督教会创设伯特利孤儿院收养孤儿以及老人。上海、广州等地也同样由传教士创设了诸多慈幼机构,西方式的孤儿院组织形式由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诸多中国绅商在参观、了解传教士所办孤儿院之后,逐渐接纳了这样的慈善方式,便开始着手设立各种私立孤儿院。纵观全国,孤儿院的大量建立集中在1910年—1930年。就在这一时期,张泰荣、庄磁甫等奉化县域的地方精英于1925年开始讨论创办孤儿院事宜,至1926年正式着手筹办。1926年4月16日,第一次筹备会正式召开,由几位士绅领衔组成筹备小组,庄崧甫、孙表卿、汪子祥、宋汉生、邬志豪、王任叔、冯长德、张泰荣为筹备员,庄崧甫兼任筹备主任。1927年8月27日奉化孤儿院正式开院,11月24日召开成立大会。孤儿院作为一种近代出现的新兴慈善组织,其资金筹措、日常运作,无不与地方精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慈善救济是地方精英所拥有的非正式权力内容之一。从传统社会至近代,慈善事业始终存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进行的双轨脉络。参与办理慈善事业所能带来的名望、社会地位以及一定的经济利益,令地方精英视为己任。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出现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经费、人事组织方面尤为明显。在地方精英的引导之下,孤儿院建立了健全的能够自我循环的财政系统,逐步将不够稳定的募捐收入比例减少。不过,虽不像松江育婴堂那般因经营不善而导入官捐,奉化孤儿院却是经历了更为残酷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捐不继,一度引入部分政府救济款项以维持生存。除经费筹措使用外,院舍布局、卫生规定、时间日程安排、学习课程和就业等,地方精英均费尽心力使之顺应时代变化。在复杂又漫长的孤儿教养过程中,地方精英充分运用了所能涉及的社会资源和非正式权力。他们努力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以收养更多孤儿,并积累孤儿的就业资源;他们规训孤儿,使他们养成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习惯,获得足够自立的常识和技能。从孤儿院毕业出来后的孤儿,由盲目的、无用的、混乱的独立体变成了“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福柯:《规训与惩罚》),不但不再被视为社会混乱的因子,更是成为社会基石。地方精英一方面展现了道德责任和学问权威,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非正式权力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再生产的作用。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精英在慈善事业方面的非正式权力非但没有受到挤压,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

  近代以来,地方精英群体从类型上来看是扩张了的,从以士绅为核心,转变成以各界优秀人士为主体。但他们所掌握的非正式权力究竟变化如何,还需分不同领域而言。地方精英在民间调解领域的作用是明显缩减了的,而地方建设领域则曾一度扩张、但很快被限制而保持在小型建设项目之中。最为不同的是慈善领域,地方精英的非正式权力始终保有活跃度,未曾缩减。(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成梦溪《近代精英阶层与地方社会的互构——以浙江省奉化县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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